作者：修晓波
今年是我的授业师蔡美彪师长西席出身九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行蔡美彪师长西席《元代口语碑集录》（修订版）新闻发布漫谈会，南开大学、中国元史研究会举办庆祝蔡美彪师长西席九十华诞元史学术研讨会，都是很故意义的活动。我自1991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蔡师长西席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通史室，在蔡师长西席身边事情。虽然一年后即调入中心计心情关，但仍旧与蔡师长西席保持着密切联系，也参与了一些他主持的学术活动。这里将我感想熏染较深的往事和我对蔡师长西席治学的理解写下来，以表达我对师长西席的敬意。
一据我所知，蔡师长西席早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即致力于辽金元史的研究，1947年以来陆续写文章揭橥。1949年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1950年兼任助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金石拓片室事情。当时，艺风堂、柳风堂及北大旧藏拓本近三万张，未经整理编号，都堆放在蔡师长西席事情室的书架上，可以随时校阅阅兵。
识辨元碑是一件很苦的差事，须要把拓片铺在地上，跪地伏视，或者悬挂在书架上抄录。蔡师长西席从中拣出口语碑文拓本，与已知金石书刊录的碑拓汇编注释，编为《元代口语碑集录》一书，195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又加修订重版。修订版没有增加碑文，但弥补了拓本图影，增加了题解，最主要的是重写了碑文的注释。蔡师长西席说，他平生出的第一本书便是《元代口语碑集录》（初版，1955年），末了一本书也是《元代口语碑集录》（修订版，2017年）。修订版《集录》是他的收山之作，修订版和初版之间相隔已有六十余年。
蔡师长西席的另一显著成果是对八思巴字文献的研究。元世祖时，吐蕃僧人八思巴奉命依据藏笔墨母改制成拼写蒙古语和汉语的拼音字母，元代称为“蒙古国字”或“蒙古字”。1930年，苏联学者龙果夫（A.Dragunov）依据所见蒙古字碑文进行古汉语研究，称其为“八思巴字”，为当代学者所沿用。
措辞学家罗常培师长西席曾得到陈寅恪师长西席惠赠的英国收藏抄本《蒙古字韵》的照片。这是一部前所未见的八思巴字与汉字对照的字书。蔡师长西席又在北大文研所陆续创造了一批八思巴字碑拓，在北大图书馆创造了馆藏元至元刊本蒙古字《百家姓》。罗师长西席和蔡师长西席对这些新创造的资料做了整理和校勘，编为《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1959年出版。2004年，蔡师长西席把罗师长西席订正《蒙古字韵》的遗稿和他所编的八思巴字字汇补入本书，作为增订本重版。
关于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的研究，1941年苏联学者包培（N.Poppe）的名著《方体字》奠立了根本。包培在书中阐明了八思巴字音写蒙古语的构制体系，使八思巴蒙古字成为可以识读的笔墨。但包培当时所据文献只有四篇碑拓，资料有限。蔡师长西席长期从事八思巴字的研究，最主要的成果即2011年出版的《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
《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网络了二十四篇碑拓和多少文物，资料大为丰富。所做的事情仍是对碑铭的注释，但侧重在汉译词汇的考索和历史文献的求证。即考释不再限于措辞的辨析，而涉及历史学、文献学，扩大了研究范围，深入挖掘了八思巴蒙古字多学科的代价，成为这些学科可资利用的史料。20世纪以来，苏联、法国、波兰、匈牙利、日本等首都有学者关注八思巴字文献的研究，蔡师长西席把这方面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引起国内外同行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二蔡师长西席常说，学术研究不能投契取巧。不能尽选择随意马虎写作、随意马虎揭橥的课题。要面对学术界未办理的问题，攻难关、做难题。蔡师长西席的文集《辽金元史考索》中收入了多篇解难攻关之作。试举数例如下：
辽史问题多材料少是公认的难题。蔡师长西席关于辽史的一组文章，从“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到“辽代后族与辽季后妃三案”，独辟路子，从契丹氏族部落的形成与演化的磋商，对辽代从建国到亡国的进程做了深入的阐发，使一些疑难得以通解。
辽金史估中的“阻卜”或“阻”历来不得其解。王国维提出“阻卜”即鞑靼之说，曾引起学界的争议。蔡师长西席在辽代哀册和金代碑文中创造鞑靼的记载，与史料互证，撰为《辽金石刻中之鞑靼》一文，为“阻卜”即鞑靼供应了确证。此文在1947年创稿，20世纪50年代初先后在喷鼻香港出版的《学原》杂志和北大《国学季刊》揭橥，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许。
辽金元史的“乣”和“乣军”也是长期争议费解的难题。蔡师长西席对三朝有关纪事作了纵向的稽核，又对汉语、蒙古语、波斯语称谓做了横向的比对，经由严密的考证，撰为长文，确认“乣”应读如“札”，是对边陲部民的泛称。进而对乣军的形成和演化及其在历史上的浸染做了系统的论述。文中提出成吉思汗的封号“札忽惕忽鲁”即是乣军首领。
成吉思的释义，长期没有确解。较为盛行的有“壮大伟大”“强者”“海洋”“勇猛刚强”等。蔡师长西席从汉人的谥法制度、尊号与谥号、蒙语与汉语等多个视角进行综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圣武”应与“成吉思”名号同义，“成吉思汗”原义即“雄武之王”。
元世祖时的阿合马被杀案，涉嫌汉人浩瀚。汉文记载不详，但明确记录被处置的正犯是张易、王著。波斯拉施特《史集》记此案的主谋是“gau fin-jan”，汉译“高平章”。历来中外研究者和译者都因此名不见史乘而感到困惑，做过各种推测。蔡师长西席研究的结果，波斯文g是j的误写，将“赵平章”误作“高平章”。而原文作“赵平章”又是将经历近似的赵璧和张易误混为一人，实为张易的误传，从而解答了多年存在的疑难。
马可·波罗在中国的身份，也是多年存在的疑难。有人曾疑惑他是元朝的小官，不能成立。一样平常称他为“旅行家”，但在中国旅行十七年之久，无法通解。蔡师长西席依据元朝的制度和社会状况，以及对《马可·波罗游记》内容的周密剖析，认为马可·波罗是在中国和邻国经营商业贸易的斡脱贩子，积累了大量财富，因而返国时成为“百万财主”。此文用中英文揭橥，得到中外专家的推崇。蔡师长西席说，学术文章与宣扬笔墨不同，哀求探索未知，破解疑难。他在研究中即遵照了这一点。
三我随蔡师长西席学习期间，影象较深的是他对史料的节制和对问题的洞察力。我曾写过一篇《关于木华黎家族世系的几个问题》，个中谈论的一个问题是，木华黎后裔塔思与霸都鲁的关系是兄弟还是父子。《元史》卷逐一九“木华黎等传”，称安童（霸都鲁之子）为木华黎三世孙，塔思与霸都鲁是兄弟，元人文献有《东平王世家》可证。但《元史》卷一二六“安童传”，称安童为“木华黎四世孙”，由于安童世系排序变革，霸都鲁也递减一世，塔思与霸都鲁则成了父子关系。这个世系排列又见元明善的《丞相东平忠宪王碑》。《元史》在此问题上前后抵牾，并由此涉及木华黎家族其他人的世系排列，导致紊乱。我文章的结论是塔思与霸都鲁为兄弟关系，即《东平王世家》的记载可靠；元明善在过录《世家》时可能涌现了误载。
文章送给蔡师长西席请问，他指出元明善过录《世家》有误是文章的重点部分，应着力解释。接着对我说，写证据不敷、带有推理性的文章，要充分节制已有的材料，利用自若。推理时逻辑性要强，不要只讲有利的一壁，不利的方面也要讲，要试予解答，这样随意马虎让人信服。几天往后，即1992年3月5日，蔡师长西席又给我写了张便笺，说：“黄溍有《宝忠堂记》一文，即为朵儿直班而作，文中有‘然自鲁王父子，下逮东平之三世，易名节惠，悉冠以忠’等语，见黄文献集卷七，金华黄师长西席文集卷十四，可供参考。”我在修正文章时补入了这则史料，并按师长西席的见地加强了重点部分的论述。这篇文章后来揭橥在《蒙古史研究》第四辑上。
蔡师长西席用力最多、费时最长的事情是参与和主编《中国通史》。1953年，蔡师长西席从中国科学院措辞研究所转到近代史研究所事情，紧张任务是帮忙范文澜编写多卷本的中国通史。范老1967年去世，生前完成三编四册。蔡师长西席担负起这项艰巨事情，续写唐代往后各册。范老编的前四册，线索比较单一，按专题的办法，政治、经济、战役、文化分别阐述，不是绝对地照韶光排列。但从第五册开始，同一期间涉及的朝代较多，宋、辽、金、夏并存。根据这个特点，蔡师长西席改为以期间为限、分别记叙的写法，将政治、经济等结合在一起。这样易于贯通，清晰了然。续编的六册并不拘泥于前四册的写法，六册之间的写法也不完备雷同。第十册清代经济就单独立了一章。按照原操持，共写十册，第十册写到清嘉庆朝为止。后来以为应将清朝的历史写完。许多学者和读者也建言补上清道光至宣统晚清史。蔡师长西席又增加了编写第十一、十二册的操持，记叙清王朝由衰落到灭亡的过程。按照通史前十册的体例，要写身分歧于通畅近代史的晚清史，蔡师长西席的做法是侧重于清王朝本身的阐述，这样就与以侵略与反侵略为主线的通畅近代史著作区分开来，也从体例上与前十册保持了同等。
作为《中国通史》第十一、十二册的主编，蔡师长西席并不是把别人供应的初稿拿来即用，而是寻思熟虑，重新进行构思，亲自定稿。记得有一次我去他家中，蔡师长西席与我谈起了他的设想。他说《中国通史》第十一、十二册的逻辑关系是：中日战役——变法，列强入侵——再变法，直至民主革命。同时他又说了几点见地——
（一）书中只用“洋务”和“洋务派”的提法，不用“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一词是20世纪50年代编写近代史资料丛刊时提出的，后被大家沿用。实际上“运动”一词欠妥。近代史涉外事宜很多，可统称为洋务，但不能专门划出一个洋务运动。
（二）对战役的提法，过去的书中均用“鸦片战役”“甲午战役”“中法战役”等，标准分歧一，分别是因战役起因而得名，因干支纪年和因征战国而得名。蔡师长西席在书中做了处理，利用了“英国入侵”“中日战役”“中法战役”。戊戌变法也改称“清廷变法”。在一部书中统一了称谓。
（三）书中称孙文不称为孙中山。称孙中山是习气上的称呼。孙中山姓孙名文，字德明，号逸仙。因他从事革命活动，曾化名“中山樵”，国民党人尊称他为中山师长西席。历史书运用他的本名孙文。
（四）书中没有利用“帝国主义侵略”这个词。帝国主义说的是一个体系、一个制度，后面不宜用“侵略”这个动词。书中统一利用“外国入侵”或“列强入侵”。
这些细节，蔡师长西席都体察到了，并进行了细微的辨析，表示出一位学者坚持严谨治学独立思考的精神。
四讲蔡师长西席主编《中国通史》，还得提及其他两部书，即《中国通史简本》和《中华史纲》。2006年3月的一个下午，蔡师长西席把我叫到他家中，说他打算编一本《中国通史》十二册的缩写本。原书的基本构造和基本不雅观点都不变动。缩写本分为六章，让我也参加进来，缩写第四章宋辽金元期间的宋元部分。他提了几点哀求：（一）《中国通史》十二册全书近四百万字，缩写成五十万字。宋元部分五万字旁边，先不要考虑字数，写起来再说。（二）以政治史的基本事宜为主，这方面的内容不要随意删减。（三）社会经济以及战役的过程要大大简化。（四）专用名词要做简要的阐明，一样平常性的内容可以不要。比如理学的内容只管即便简化，理学家的著述不必全部例举；文学部分讲清源流即可。（五）本书的定位是普通本，材料取舍要得当。笔墨首先是准确，其次才是简化。
蔡师长西席还对普通本的书下了一个我认为是很经典的定义：外行人看得懂，行家人不以为是外行人说的话。让我缩写时先不想字数的事，是怕我有了框框后，束缚住手脚。蔡师长西席著述论文，脑筋里没有框框，思维是开放式的。这是他一向的风格。蔡师长西席仍任本书的主编，修正定稿。参加缩写的共五位同道。我自觉这是师长西席对我的信赖，不敢怠慢，事情之余挤出韶光抓紧干。交上的稿子受到师长西席的好评。这本书定名为《中国通史简本》，2013年由公民出版社出版。
《中华史纲》是其余一部史学著作。2009年，根据中心领导同道关于出版中国简史的倡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陈奎元把这项事情委托给了蔡师长西席。那一年，蔡师长西席已年逾八旬，接管任务后当成大事，放下自己手头的其他事情专注于此。两年多后完成这部近三十万字的《中华史纲》。
《中华史纲》的体例与《中国通史》不同，按照史纲的写法，对历史素材有所取舍，不是对每个朝代都讲政治、经济和文化。用蔡师长西席的话说，紧张讲政治，其他都是补充，“叙事酌取要旨，笔墨务求简约”。依据史纲的文体，不引原文，不注出处，不用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除外），不列参考书目。《中华史纲》不是简编的《中国通史》，与《中国通史简本》也不是一样的书，这是一部按照蔡师长西席自己思路新编的学术性普通著作。2012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几年来多次重版重印。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自己国家和民族代表性的通史著作。蔡师长西席从1953开始参与中国通史的写作，从照片看，那时候的他是二十几岁英姿抖擞的青年，到2013年《中国通史简本》出版，弹指间过去了六十年，他已是耄耋老人。有时候，我望着师长西席满头白发和他颤巍巍的身影，感慨万千。在我的眼里，师长西席的名字是和《中国通史》这部书联系在一起的。
当年，范老寄托了对年轻一代史学事情者的期望和心愿，蔡师长西席竟竭尽六十年的心血躬身实践。当《中国通史》末了付印出版时，师长西席说：“面对十二册全帙的《中国通史》，总算实现了范老‘完成比不完成要好些’的遗嘱。”一句嘱托，毕生的付出。师长西席说这番话时，又有多少人能体察到二心坎的甘苦与酸甜。
蔡师长西席曾对我说，做学问一定要独立思考，无私奉献。独立思考是方法，无私奉献是精神和行为。师长西席在史学领域六十余年的费力耕耘，诠释了无私奉献的真实内涵。
中国通史《中国通史》十二册合装本2009年由公民出版社出版后，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好评，多次重版。主编这样的史学巨著，作者有着自己的经历和体会，个中蔡师长西席说的三点我影象最深。第一是三五心腹一起搞。《中国通史》正是走这条路，没有搞大兵团作战。第二是不赶时髦。历史研究不能随着一些盛行的提法转，人云亦云。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第三是坐冷板凳。蔡师长西席生平没有做官理政，没有带兵打仗，也没有做生意下海，唯有读书写书，平日行动路途便是办公室的门和自家门。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
根据我的不雅观察，蔡师长西席主持《中国通史》的事情还有这么几个特色：一是亲自动手。他做主编不是挂个名，除统筹全书的体例外，还亲自写作，又对别人的初稿推敲修正。我曾见过师长西席改过的手稿，在稿纸空缺的地方险些都写满了，密密麻麻的。这不是一篇文章或一册书，而是从第六册至第十二册的鸿篇巨制。二是在笔墨上细加考虑。师长西席为人非常谦逊，说“范老的笔墨有特点，他化古代汉语为当代汉语，文笔流畅，驱遣自若，我们努力学习，力求靠近，但还是相差甚远”。但据我所知，翻阅过《中国通史》的读者都认为笔墨好是该书的一大特色。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纂的《中华民国史》第七卷（1928－1932）的序言这样写道：“学术著作也同样可以写得生动、活泼，关键在作者是否有此追求。有两个实例，大概可以佐证。一个远在天边，那是法国自然科学家法布尔写的十卷本科学巨著《昆虫记》”，“另一个近在面前，那便是本所范文澜、蔡美彪师长西席撰写的《中国通史》，甚简洁、隽永、行云流水般的清新文风，是今日浩瀚历史著作无法比拟的”。三是亲自承担有关事务事情。如稿酬的分发，作者购书等事。记得1994年1月17日，我回长春探望父母，师长西席托我给东北师范大学的李洵教授带去一封信。摘录如下——
通史第八册承吾兄年夜力玉成，感不可言。出版拖延。至今春始拿到样书，现奉上一册，请予查阅。发行书尚未印行，出版社奉告，作者除赠书外，可按书价七折优惠，向出版社直接购书。吾兄如需购买，望先奉告购书数字，当为办理。稿酬现尚未由出版社结算，购书用度可在致酬时扣除，不必寄款。如有其他需办理之事，统希面示修君可也。
修晓波，1982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历史系，曾在吉林大学等高校任教。后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蔡美彪教授研习中国古代史。毕业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留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事情。后调入中心计心情关。